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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高頓網校小編在2015年2月28日星期六為大家編寫的*7業(yè)界評論——羅天昊認為過度中央集權害苦中國經濟
呼叫集權，大勢漸成。
呼叫集權，大勢漸成。
最近一兩年，改革處于攻堅階段，先收權才能搞改革，否則政令難出中南海，這是很多人，甚至包括市場派的通行看法。
不過，不久前發(fā)生的平江事件，或者隱喻了集權模式的憂患。
原平江市委書記田自力因為當地火電項目叫停而主動辭職的事件，引起了廣泛爭議。當初，平江火電項目的落戶，因為當地民眾的反對而擱淺，而這引起投資方華電集團震怒，為平息各方情緒，田自力不得不選擇辭職。
關于火電項目，平江官方和民間，都十分糾結。華電的火電項目如成功，將帶來80億投資，以及6億的財政收入，大約是2013年平江工業(yè)稅收的4倍。同時，火電項目對于環(huán)境的影響，也難以預估，官方和民間，均擔心對于當地環(huán)境，造成毀滅性破壞。此前，平江屬于國家生態(tài)示范區(qū)，擁有優(yōu)良的生態(tài)環(huán)境。
一個地方主政者，因為央企的震怒，而不得不辭職，在國內尚處首次。田自力屬于湖南少有的高配干部，即以副廳級而擔任平江縣委書記。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田自力的個人困境，以及平江發(fā)展的困局，凸顯了中國地方發(fā)展主導權的逐步萎縮。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其實是得益于前期的持續(xù)放權，通過放權，激發(fā)了各個地方的發(fā)展積極性，最后造就了整個國家的飛躍。正如著名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地方競爭，是中國改革開放騰飛的重要因素。而放權，則是地方騰飛的制度性保障。
但是，最近十五年來，中國部分領域改革，似有倒退的跡象，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地方發(fā)展權的日益萎縮。
地方發(fā)展自主權，包含兩個領域，一個是財權，一個是事權，而這兩個權力，都逐步受到了侵蝕。
朱镕基時代開始推行的分稅制改革，最后演化為地方財權被變相剝奪。此前，中央和地方的財政，主要靠抽成，即地方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稅收，其余的留給地方自主使用。這種抽成式的財政分配機制，后來由于三個方面的原因，逐步引起了中央不滿。一是，部分地方為了少上交，隱瞞當地發(fā)展情況，少報GDP，二是，中國改革初期，實行的是非均衡的發(fā)展模式，部分后發(fā)地區(qū)，需要輔助，三是，國家需要相當財力，重點建設一些項目，并發(fā)展公共事業(yè)。
分稅制的推行，很快就造成了地方財力不足。實行分稅制后，中央的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93年的22%上升到2013年46.6%。其中，剛實行分稅制的最初一年，甚至達到了57%，其后一直在50%以上，直到2012年才跌破50%。
而事實上，分稅制之后，中央當初的目的，多數沒有達到。地方隱瞞收入，其實可以通過稽查糾正，無需分稅連根拔起。而中央的支付轉移，則嚴重畸形，最后演變?yōu)榇蟊娫嵅〉呐抨牱皱X，比如中央的投入，奧運和世博，就至少在北京和上海身上各自砸了數千億。而其它很多地方缺錢，嗷嗷待哺，國家也不顧上。嚴重偏離了分稅制的初衷。
最后，地方被財富被抽干，造成了兩個方面的消極影響，一是，此前的抽成制，地方有足夠的發(fā)展動力，開展經濟建設領域的競爭。而分稅制之后，大頭歸中央，地方發(fā)展動力萎縮。尤其是，地方普遍對培育本土品牌，本土經濟失去了耐心和信心，都想傍大款，抱央企的大腿。進行短期突擊，一個央企的投資，動輒數十上百億，甚至上千億，帶來的經濟總量增加，以及財政收入的增加，是立竿見影。所以，最近十幾年來，地方對于發(fā)展本土經濟的積極性，逐步下降，最后形成惡性循環(huán)。平江的工業(yè)萎靡，尤其缺少強勢本土品牌，也是當初上任縣委書記，執(zhí)意要引進華電的火電項目的重要原因。當下中國實體經濟萎頓，無人再愿意辛苦創(chuàng)業(yè)，分稅制對于地方的傷害，是一個極度重要的原因。
地方財權被削弱，造成了另外一個惡果眾所周知，即是土地財政。中央在財政收入上與對方對半分，甚至是占了大頭，但是多數事情需要地方做，最后，地方付出大而收入有限，逼迫地方另想辦法。這個辦法，一個是各種費用，比如高速公路費， 很多地方本來已經還清貸款，還在收費，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財政收入的壓力大。一個就是土地財政，地方缺錢，只能通過賣地瘋狂補缺。當下，多數城市的土地收入，已經占當地財政收入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超過80%以上，地方對于土地財政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導致賣地盛行，近年來，很多地方更是打著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的旗幟，超前造城，形成了遍地鬼城。也導致各種拆遷糾紛狼煙四起。有地方財政廳長在全國兩會期間稱地方財權萎縮，土地財政是被逼良為娼，并非虛言。
其實，財富集中于中央。最后體現在兩個方面特點，一個是財政支出分配不公，國家平衡區(qū)域發(fā)展，平衡貧富的戰(zhàn)略目標沒有落實，反滋長了跑部錢進的歪風。中央有錢了，卻沒有用到刀刃上，最近十幾年，國家的機構改革，日益延緩，財政供養(yǎng)人員不停增加，吞噬了增加的稅收。地方省下的錢中央并沒有用好。
另外一個隱藏的特點，是央企和國企的重新的坐大。整個國家經濟效率低下。朱镕基主導的國企改革，特點一個是抓大放小，一個是在競爭性領域退出。而分稅制改革，削弱了地方的同時，卻逐步壯大了央企和國企。特別是在競爭性領域，很多國企本來應該退出，但是，在得到強大財政補貼之后，低效的央企和國企不僅沒有退出競爭性領域，反而上映了國進民退的荒誕劇。最典型的是鋼鐵行業(yè)，低效的山鋼，非要兼并贏利能力三倍以上的日鋼。最后整個行業(yè)產能過剩。
有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是，央企坐大，使地方發(fā)展的自主性受到強大打擊，各個地方以前展開的發(fā)展競爭，更多的是發(fā)展本土經濟，發(fā)展民營經濟。而央企的坐大，改變了這種模式，地方競爭，不再是發(fā)展本土經濟，而是去抱央企的大腿，各個地方，都以和央企聯(lián)姻為榮，有些地方，動輒引進數千億甚至上萬億央企投資。類似天津濱海，重慶兩江依靠央企崛起的投機主義模式，竟然被追捧，而實實在是發(fā)展本土經濟，發(fā)展民營經濟的模式，則被視為落后的模式?？v使是民營經濟大省的浙江，廣東，最近幾年也不得不低頭，也開始加大引進央企，廣東的東西兩翼，大力發(fā)展石化和鋼鐵產業(yè)，而浙江的西線，也引進了千億以上的石化產業(yè)。
不見湛江親吻市長否？一紙批文，威力如此，市場的力量，早微如輕風。央企的霸氣和地方的卑微，逐步成型。
地方財權的被削弱是顯性的，而地方事權的萎縮，則是隱性的，這一點被很多人忽略。
自2003年至今，與權力對市場干預日益加強同時進行的，是中央對地方發(fā)展的干預日益加強。最近十年，地方事權被逐步削弱。部委的權力，則日益膨脹。尤其是發(fā)改委，最近十幾年日益膨脹，成為“小國務院”。啥事沒它不行，什么都管，從行業(yè)來說，汽油定價，藥品定價，他都管。從地方來說，誰搞開發(fā)區(qū)，它都要插一杠子，不批準就不能搞。誰是國家級，都要它親自加冕，親自戴上帽子才算數。
某種意義上說，地方去北京跑部錢進，不僅是求財，更多是去求名分，求政策優(yōu)惠的。中央剝奪了地方相當多的事務決定權，統(tǒng)一收權，但是放權的時候，則是試點式的，很多有益的地方改革試驗，此前只需要自己決定，現在卻都需要上頭的“恩賜”。
中央對于地方事權的掣肘，主要體現在發(fā)展戰(zhàn)略的不獨立。自2008年以來，國家推出了數十個國家級戰(zhàn)略，相對改革初期十年一個國家戰(zhàn)略，簡直就是大批發(fā)，而到底扶持哪個地方，往往不是看當地潛力，而是長官意志，或者看誰跑的歡。光是國家級新區(qū)，除前期的浦東、濱海和兩江，后面的8個新區(qū)，竟然在兩年內突擊完成。而且分布極度不均衡，東部和西部密布，中部卻一個也沒有。事實上，放開讓地方自己搞規(guī)劃，謀發(fā)展，更為公平，也更貼近當地需求。
由此，中國未來要避免再出現“平江事件”，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重新給地方放權，給予地方充足的財權，和充足的發(fā)展自主權。同時，對削減部委的權力，所謂的簡政放權，*5的放權應該是中央對地方放權，政府對市場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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