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27日早晨,高頓網校小編為您編輯了一篇業(yè)界評論文章:謀求2014年新多邊合作共贏的中國使命與擔當——章玉貴
  無論是三個多月前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還是上周五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不久將要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開發(fā)銀行,本質上都是國際責任感不斷增大的中國,基于多邊合作共贏的基礎,向區(qū)域和國際社會積極主推公共產品的制度安排與機制化服務。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向國際公共產品體系提供更多功能服務與范式設計并注入中國元素,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自然邏輯延伸。我國和合作伙伴須盡快構建和完善適應新型國際多元合作所需的一系列要素條件。
  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往往是由一連串事件演繹而成的。
  3個多月前的7月15日,當金磚五國在巴西福塔萊薩宣布成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并將總部設在中國上海時,作為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者與*5受益者,美國的內心自然不是滋味。美國盡管通過其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表達了相關合作意愿,不過真實世界的叢林法則與競爭秩序告訴世人:由美英主導的西方金融霸權至少在從現在起到2020年之前是不愿意見到在西方體系之外出現新的全球公共產品體系的。但既有國際金融秩序主導國同樣很清楚:在中國成長為全球性經濟大國的趨勢面前,西方可以想方設法遲滯或者阻撓中國積極主推區(qū)域或全球性公共產品,卻很難阻擋中國積極構建多邊合作體系的努力。從這個角度來說,創(chuàng)始成員包括了中國、印度、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國、阿曼、科威特、卡塔爾和除印尼之外的東盟所有成員國等21個國家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AIIB,簡稱亞投行),雖與中國的預期還存在一定落差,但并不影響這家行為空間非常寬廣的多邊合作機構的戰(zhàn)略價值。
  在中國崛起為亞洲經濟大國之前,美國控制亞洲經濟,主要通過亞洲美元和石油美元將東亞、東南亞和中東國家的經濟深度納入美元體系,聯(lián)手歐洲與日本,通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國際和區(qū)域經濟組織,確保亞洲國家經濟發(fā)展軌道不偏離于美國范式,以直接投資和金融合作控制亞洲國家的戰(zhàn)略性產業(yè)這三個層面。2009年以后,隨著中國的經濟地位取代了日本并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亞洲經濟格局變遷越來越不以美國意志為轉移。國際責任感日益增強的中國,不僅有意愿而且也有能力為亞洲經濟發(fā)展提供資金與建設支持。無論中國――東盟自貿區(qū)的建立與升級,還是中日韓自貿區(qū)的構想乃至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戰(zhàn)略的提出,既是為了節(jié)約區(qū)內交易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積極擴大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正效應,進而謀求打造亞洲合作共贏格局。
  美、日控制的亞行盡管其不缺經驗和高素質人員,但長期以來對亞洲基礎設施的投入與支持乏善可陳。從某種意義上說,1966年建立的亞洲開發(fā)銀行(ADB),只是美、日針對亞洲國家的一張?zhí)厥庖饬x的經濟牌,當需要其發(fā)揮功能性作用時,可向亞洲發(fā)展中國家提供貸款和技術援助,加快基礎設施、能源、環(huán)保等領域的發(fā)展;反之,亞行就是美、日干預亞洲中小國家經濟發(fā)展與政策走向的國際工具。所以,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巨大的資金缺口一直未能得到制度化填補。據亞行公布的預測數據,2010年至2020年間,亞洲僅在基礎設施領域就需投入約8萬億美元,光印度尼西亞據信就需2300億美元,大湄公河次區(qū)域據估算就需要500億美元。而世界銀行和亞行每年所能提供的資金支持僅200億美元左右,其中用于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更不足100億美元。換句話說,這10年里,世行和亞行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所能提供的資金支持只有1000億美元,而且還不時為此附上苛刻的政治與其他條件。資金供求的嚴重不對稱,急需新的多邊合作體系來填補。而業(yè)已進入工業(yè)化中后期的中國,經過這些年的建設與積累,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不僅擁有亞洲乃至世界領先的完整能力體系,而且目前不存在資金供應不足的問題。中國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供應能力與配套服務體系,若能通過亞投行投放到亞洲國家,完全能收到一舉多贏的效果。
  由此,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的亞投行破土而出,不應被曲解為與亞行之間的功能重疊,而是中國基于亞洲多邊合作體系功能的失位,向周邊與世界提供互補性安排的重要公共品的嘗試。AIIB當前的規(guī)模不足ADB的三分之一,主要投資準商業(yè)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qū)的互聯(lián)互通,而ADB則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區(qū)域范圍內的減貧。因此,美國盡管向澳大利亞和韓國等盟友施壓,不讓他們加入亞投行,盡管以亞投行的現狀而言確實還有諸多不完善之處,日本盡可通過亞行總裁中尾武彥之口表示不歡迎亞投行,盡管在21個創(chuàng)始國中,除中國和印度外,都是小國,發(fā)展中國家在后危機時代抱團取暖的意味更濃,然而,亞投行到底還是肩負實實在在使命的多邊合作金融機構,是有著巨大市場需求與發(fā)展前景的區(qū)域合作平臺,絕非應景之作。
  再進一步,無論是7月15日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還是上周五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不久之后將要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開發(fā)銀行,本質上都是國際責任感不斷增大的中國,在基于多邊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向區(qū)域和國際社會積極主推公共產品的一種制度安排與機制化服務。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向國際公共產品體系提供更多的功能服務與范式設計并注入中國元素,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自然邏輯延伸。
  從現在起到2020年,中國和合作伙伴必須盡快構建和完善適應金磚銀行、亞投行和上合組織開發(fā)銀行建設所需的一系列要素條件。尤其是中國,在積極主導上述三大銀行的過程中,既要按照國際通行的規(guī)則建立透明高效的治理體系,更要解決與合作伙伴的各自利益訴求的有效安排難題。也就是說,我國必須牽頭拿出十二分的使命擔當,合理解決與合作伙伴可能存在的利益分歧,這樣才有可能形成合力,增強機制化平臺的生命力。其次,中國也有義務向三大銀行機構提供相應的資金支持,但是,能否持續(xù)提供大當量的資金支持也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再次,在人民幣尚未完成國際化的前提下,未來幾年,上述三大金融機構的資本金都是以美元作為運營貨幣的,中國可否在適當的時間窗口將人民幣推向前臺,這當然不僅取決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更取決于中國金融改革的深化程度。最后,中國必須盡快造就一大批戰(zhàn)略性金融人才,以應對多邊金融合作組織建設與發(fā)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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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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