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國家，國有經濟的改革從來不是“要與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更有效和公平的問題，從來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更是一個政治課題。
　　作為一個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中國是國有經濟的故鄉(xiāng)。千百年來，治國者從來沒有放棄在這一主題上的持續(xù)變革。一個不太為人注意到的事實是，歷代的國有經濟模式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各找關鍵，新意迭出。
　　最早的試驗發(fā)生在2700年前的春秋齊國。管仲提出鹽鐵專營，從而使國家成為營利性組織，在稅賦收入之外，另有專營收入。不過管仲的辦法并非設立國營鹽場和鐵廠，而是管制山海，把曬鹽和冶鐵的生產環(huán)節(jié)開放于民間，然后“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即通過資源壟斷的方式，收取30%的所得稅。
　　到了漢武帝時期，為增強國力進行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在實體經濟領域，武帝將冶鐵、鑄錢、釀酒三業(yè)國營壟斷化，是為“三榷”，然后在各地設立國營鐵廠，派出鐵官，在中央政府機構中設立金曹，在流通領域，推行“均輸”和“平準”，控制重要物資的定價與買賣，我們所熟悉的計劃經濟模式，在那時*9次系統(tǒng)化地出現(xiàn)了。
　　古代國營冶鐵廠古代國營冶鐵廠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實行了相對自由化的工商政策，從而造就一代盛世。安史之亂后，中央財政拮據，劉晏再度進行國有化的產業(yè)改革，他抓住物價這個“牛鼻子”，在鹽業(yè)領域推行“民產－官收－商銷”的新模式，即把生產和流通兩大環(huán)節(jié)均開放于民間，以促進效率，政府只在收購環(huán)節(jié)獲利，為了平抑市場價格，他又建立“常平鹽”制度，僅此一項，他讓支離破碎的中唐又茍延殘喘了一百多年。
　　宋代一改唐朝“兵在藩鎮(zhèn)”的政策，中央財政支出陡增，對很多資源性商品實行國有專營，如茶、鹽、酒、醋、礬以及外貿所得的香藥、象牙等等，同時還發(fā)明了“買撲”、“鈔引”兩大特許政策，所謂“買撲”，就是將一地的專營業(yè)務公開招標，價高者得，”鈔引”則是發(fā)行一種特許權證，民間商人可憑此去國營鹽池領鹽并在市場上銷售，這一權證可以在市場上交易，“鈔票”一詞由來而來。
　　明清兩代，在洋務運動之前，幾乎沒有大型國營企業(yè)，其實行的產業(yè)政策脫胎于宋，是為窩本制度，即政府把一些資源性產業(yè)的經營權，如鹽業(yè)產銷和外貿經營，以特許專賣的方式授予某些家族，后世所熟悉的晉商、徽商便得益于鹽業(yè)專賣，廣州的十三行商人則得益于外貿專營，由此出現(xiàn)兩個景象：其一，凡是獲得窩本者，一世可成國家首富，其二，政府與商人的契約關系不清，剝奪事件層出不窮，商人毫無安全感。
　　簡單梳理一下歷代的國有政策，我們可以得出一些明確的結論：
　　——中國從來是一個重商主義的國家，政府在資源性產業(yè)的改革從未停滯，出于大一統(tǒng)的政治需求，國有經濟的存在是一個頑固的傳統(tǒng)，及至于今日，它的存在理由仍然沒有消失；
　　——產業(yè)改革在生產、流通和定價權等環(huán)節(jié)上不斷嘗試，政府一直試圖與民間達成利益均配的合作關系，然而，由于權利契約模式的不完備，政府對民間的剝奪從未消失，而其特許專營制度更是成為了權貴資本滋生的溫床；
　　——1978年之后的國有經濟改革，還是沒有跳脫出千百年來的治理邏輯，無論是早期的承包經營，還是后來的“國退民進”，以及今日的“混業(yè)經營”，其出發(fā)點、思考路徑以及種種試驗，幾乎全數(shù)可以在歷代變革試驗中找出模式雛形；
　　——2009年之后的某些時刻，國內的自由派經濟學家曾經提出過一些極端的政策建議，包括把國有企業(yè)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于全民、國有企業(yè)徹底退出競爭性領域、取消發(fā)改委等機構，而今看來，這幾乎是一些不可能的任務。
　　就在最近，關于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據悉，中央政府將在近日公布新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其成效如何，在現(xiàn)在要做出判斷，顯然言之過早，不過，在我看來，有三個前置性議題確乎值得大家來一起討論。
　　首先，我們應理清國有經濟、國有企業(yè)和國有資本這三個概念，萬萬不可統(tǒng)而言之。
　　國有經濟是一種產業(yè)經濟型態(tài)，國有企業(yè)是一種存在方式，而國有資本則是一種產權概念，所謂的改革，在這三個概念內的試驗模式各有特征；
　　其次，推動國有經濟的壯大及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與實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并不存在邏輯上的沖突，而是應該達成的目標；
　　其三，改革的“時間表”與政策宣示，應徹底公開，并接受法治化的監(jiān)督。
　　千百年來，在我們這個國家，國有經濟的改革從來不是“要與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更有效和公平的問題，從來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更是一個政治課題，而其最終成功，也從來不取決于前者，而更受到后者的制約。
　　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也許就是一直與之糾纏，喜焉于此，悲焉于此，興焉于此，衰焉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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