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時隔兩周，成品油消費稅再度上調。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12月12日下發(fā)通知，分別上調汽油和柴油的消費稅，汽油消費稅由1.12元/升提高到1.4元/升，柴油消費稅由0.94元/升提高到1.1元/升。這是成品油消費稅半個月內第二次上調。
　　國際油價持續(xù)下跌，國內油價卻因消費稅兩次上調而與國際油價“脫軌”。盡管有關方面稱上調成品油消費稅意在促進節(jié)能減排，但網民的質疑聲可謂不絕于耳。促進節(jié)能減排無疑是一面無比正義的大旗，但它顯然不能成為“萬能理由”，否則，成品油消費稅豈不是可以無休止、無限制上調？上調消費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成品油消費，此舉究竟是為了促進節(jié)能減排還是為了增加政府稅收，恐怕都是公說婆說的問題。
　　有關部門短期內兩次上調成品油消費稅，給人的感覺是想調就調、想調多少就調多少。盡管《消費稅暫行條例》規(guī)定“消費稅稅目、稅率的調整，由國務院決定”，按照中央的要求，政府作出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決策，必須事先征求民眾意見。同樣眾所周知的是，2008年底，有關部門曾就《成品油價稅費改革方案》公開征求社會意見，最終確定成品油消費稅“從量計征”，汽油消費稅為每升1元，柴油消費稅為每升0.8元。顯然，這一稅率相當于政府與民眾達成的“協(xié)議”，政府不應單方面更改，如果要更改，需要再次征求民眾意見。何況，“從量計征”原則意味著，成品油消費稅與油價無關，不應因油價下跌而上調消費稅率。
　　平心而論，包括成品油消費稅在內，任何一種稅的稅率都可以適時作出調整，但關鍵是調整方式要名正言順，而最為名正言順的方式就是“稅收法定”——稅收涉及政府與民眾雙方的利益，所以征什么稅、征多少稅不能由政府說了算，而應由國家*6權力機關通過立法，以法律形成予以確定。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原因，我國現行的18大稅種，除個人所得稅、企業(yè)所得稅、車船稅由全國人大立法外，其余稅種均以國務院出臺稅收條例或暫行條例的方式確定。以行政法規(guī)的方式征稅弊端多多，此處不贅。我國《立法法》規(guī)定，“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改革任務；這幾年，不斷有人大代表建議全國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今年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發(fā)言人傅瑩明確表示“全國人大將加快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財政部部長樓繼偉隨后表示，今后要加快立法程序，逐步把稅收條例上升為法律……
　　可以說，“稅收法定”既是大勢所趨，又有法理依據，目前所缺少的是具體的行動。這次成品油消費稅上調所引發(fā)的爭議，再次表明確立“稅收法定”原則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稅收法定”的實質就是把稅收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無論是全國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還是將稅收條例上升為法律，都需要有明確的時間表和具體的行動。
　　近期，我國成品油消費稅半個月內兩次上調引發(fā)熱議。一些人對消費稅“兩連漲”表示不解。對此有專家表示，我國資源環(huán)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污染治理任務日益艱巨，通過提高消費稅來抑制成品油消費過快增長，應是情理之中。
　　“跟老百姓關系密切的稅，像個人所得稅、小微企業(yè)的稅都在減，油價跟百姓關系也很密切，為什么反而要提高消費稅？”媒體援引消費者的說法，的確道出了成品油提稅使很多人感到相當困惑的現實。上海財大胡怡建教授也認為，成品油作為重要資源，既是生產資料，又是消費品。油價下跌，對于生產企業(yè)降低成本是有利的，但對于引導燃油消費是不利的。在政策設計上，應當把兩者區(qū)分開來：在生產領域完全與國際接軌，油價該降多少就降多少；在消費領域則需要一些對沖手段，讓油價保持在合理水平，不能過低。問題在于提高消費稅事關百姓“錢袋子”，如何才能做到師出有名，取得民眾的認同，顯然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縱然說消費稅改革作為深化財稅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就已經明確。提高成品油消費稅并非“心血來潮”，而是勢在必行。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無論油價漲跌與否，成品油消費稅都是提高的趨勢。但成品油消費稅半個月內兩次上調，卻是未免有些“突然”和缺乏“稅收法定”原則，自然要引發(fā)“熱議”。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立法”，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這對于事關百姓切身利益的稅制改革而言，更是不可或缺。如果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好多事情就不免陷入盲目，即使利國利民，也顯得師出無名，難以得到廣泛認同。比如事關民眾“錢袋子”的消費稅，目前還沒有立法，沿用的仍是那個“暫行條例”。雖然從程序上來說，是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但并不符合稅收法定原則，也不符合“完善立法”和“依法治國”精神。
　　應當指出，“暫行”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只是探索相關稅種是否合理的“試驗田”。這樣的稅收條例，雖然是稅收主體的“權柄”，卻不是納稅主體的“信仰”，很難在公民與國家之間，建立良性的稅收體系。這對于推進我國的財稅改革，完善市場經濟無疑是一塊硬傷。只有嚴格的立法才能令公民心服口服。提高成品油消費稅，乃至改革其它消費稅，即便是勢在必行，也都應做到立法先行。這是“完善立法”和“依法治國”的題中之義，也是百姓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