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穩(wěn)經濟，從而穩(wěn)社會的*5壓力是經濟增速下來后，擔心系統(tǒng)性風險的暴發(fā)，中斷、延誤了中國經濟健康穩(wěn)定的增長。也就是輿論界擔心的“經濟硬著陸”問題。

　　當經濟增速放慢后，要有市場的優(yōu)勝劣汰機制來加以調整，不能再讓有些低效的經濟主體繼續(xù)占有社會有限的經濟資源。說穿了，市場要倒閉、破產一些企業(yè)。不如此，經濟沒法轉型，改革也無法深入。我們現(xiàn)在正處于這個轉折時期的關鍵時刻。

　　怎么市場出清？首先，要有底線思維，要守住不發(fā)生系統(tǒng)性風險的底線。其次，要把握好穩(wěn)經濟、促改革和防風險三者的關系，以改革的原則來確定風險的防范和化解，通過風險化解和防范確保經濟的基本穩(wěn)定。第三，要及時發(fā)出明確的信號，堅決防范全社會的“道德風險”，重新確立嚴明的市場紀律和依法治國的理念。最后，必須按中央部署，加快推出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當前的經濟困境是什么？

　　這個問題的傳統(tǒng)分析，往往是按出口、投資、消費三因素分析，預測增長中的問題，指出增長中的困境之處，然后尋找對策。這種分析在當前仍是重要的，必須的，但僅此而已，可能已不便突出中國經濟當前與過去相比，經濟矛盾壓力的特殊之處。

　　另一分析，直接從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從最困難處入手，就影響“當前經濟穩(wěn)定、社會穩(wěn)定”而言，思考最擔心的問題是什么。

　　物價？不是。固然當前仍有物價上漲的壓力，但今天的2014年遠不是2007年全球繁榮下?lián)拇笞谠牧仙唐穬r格飛漲的年代。具體不展開分析。

　　外部環(huán)境？不是。今天也不是2008年突如其來的美國危機，面臨外需突然驟降的緊張局面。危機已歷經好幾年了，外需減少的局面也已慢慢承認并在適應。另一方面，即使美國QE政策在逐步退出，中國與“脆弱五國”畢竟不同，一是資本賬戶并未完全放開，二是增長潛力相對還比較高。因此，外部環(huán)境要重視，但是是一個老問題，不敏感。

　　就業(yè)？也不是。從追求增長速度是為了保就業(yè)，保就業(yè)就是保社會穩(wěn)定的角度看，我認為當前的社會穩(wěn)定壓力主要不是來自于就業(yè)。當前有就業(yè)壓力，但與過去不同。畢竟*9，是結構性失業(yè)的壓力，不是簡單的農民工壓力；第二，人口在慢慢老齡化，壓力在減輕；第三，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yè)人口，在第三產業(yè)、服務業(yè)發(fā)展較快的年代，今天與過去、與10年前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語，帶動的就業(yè)人口增加了；第四，今天的中國，國家財力在壯大，意味著“社會托底政策”的實力增強了。

　　那么進一步分析，當前穩(wěn)經濟，從而穩(wěn)社會的*5壓力是什么？是經濟增速下來后，擔心系統(tǒng)性風險的爆發(fā)，中斷、延誤了中國經濟健康穩(wěn)定的增長。也就是輿論界擔心的“經濟硬著陸”問題。

　　如本人早在2011年曾反復宣傳的，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從過去兩位數(shù)的高增長平臺逐步走向趨緩增長的平臺，這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內在邏輯決定的。這不僅僅是經濟周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結構問題。增速下滑是合理的，硬用貨幣把它“托起來”反而會是危險的?；纠碛墒?，危機后全球需求的萎縮，出口對經濟的拉動率接近零。投資中的三塊，制造業(yè)全面過剩；基礎設施投資空間很大，但由于地方債務問題越發(fā)突出而缺乏資金；房地產投資已形成泡沫。這三因素決定了中國過去的高投資率難以為繼。消費問題盡管中央政府過去幾年采取了各種政策措施，但嚴酷的現(xiàn)實是，居民消費率占GDP的比例，從2000年的46.4%，十多年來一路下滑，下滑到2011年的33.8%，2012年的34%。說明擴大消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而經濟增速一旦下降，問題就水落石出了。從實體經濟面講，問題集中在三方面：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投資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債務風險。這三個問題從金融面講，集中表現(xiàn)為金融的風險。
 

　　為什么要特別關注經濟增速下來后的系統(tǒng)性風險問題？

　　經濟實際增速合理下降后，與此相伴，貨幣供應要回歸正常。如果貨幣供應回歸正常，必然會暴露以下四個問題：

　　*9，整個社會的資金緊張。不管叫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還是叫其他什么名稱的貨幣政策，只要是貨幣供應慢慢回歸正常，而僵尸企業(yè)在市場上難以出清，那么過去大規(guī)模鋪開的投資項目仍然需要持續(xù)的貨幣資金，整個社會就會出現(xiàn)“八個瓶子七個蓋”的現(xiàn)象，就會出現(xiàn)類似“中誠信托”的兌付問題。

　　第二，推高了資金成本，進一步加劇了債務風險。經濟增速下降后，不緊不松或偏中性的貨幣政策，本可以以此政策引導利率的下降，穩(wěn)住經濟增速。但由于目前的改革不到位，實體經濟結構不合理，單純的利率市場化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在市場上能獲得資金或者能消化高利率成本的是房地產、地方平臺及其所體現(xiàn)的各種理財產品。這些高息理財產品推高了整個社會籌資成本，進一步加劇了一些地方融資平臺或地方債務的債務風險，因為有些地方是在靠籌集新的資金來維持原有債務的利息支出。

　　第三，僵尸企業(yè)問題不解決，擠壓了中小企業(yè)、創(chuàng)新和服務經濟的資金需求，使得總量資金更加偏緊。這既影響了經濟結構和發(fā)展方式的轉變，客觀上又加劇了全社會的資金緊張局面。

　　第四，因為社會資金成本在不斷被推高，境內外利差在加大，拖了匯率、資金賬戶開放的改革后腿。這倒過來又影響了國內金融市場正確信號的形成，出現(xiàn)了當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資金配置市場化能力不足的問題，影響了中國經濟走上健康的市場化軌道的進程。

　　因此小結以上四點，可以說只有解決了僵尸企業(yè)問題，總體資金偏緊的狀態(tài)才會改善，社會總體籌資成本才能下降，經濟需求減弱、貨幣需求高漲的怪現(xiàn)象才可以得以糾正。

　　怎么破局

　　首先，必須明確：*10出路在改革。當前的金融問題反映的是實體經濟的問題。而解決經濟結構問題，僅靠貨幣政策的緊緊松松并不管用?？梢哉f，目前的金融已經是相當?shù)氖袌龌?。不管是國有背景的大銀行，還是民營背景的村鎮(zhèn)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做企業(yè)是做得很到位的，都在講“利潤原則”。但是，現(xiàn)在國有背景的大銀行、由中組部任命當董事長的國有銀行，又為什么也愿意向地方政府、房地產融資？就是因為整個市場運行不能優(yōu)勝劣汰，沒有出清機制，沒有風險壓力。盡管沒有明文規(guī)定，但整個社會存在“道德風險”，都認為金融風險是由政府“兜底”保險的，所以不管什么樣的金融機構都愿意向高利率的地方政府、房地產融資。大銀行也沒錯，是堅持了企業(yè)利潤至上的改革原則。但是，全社會的資金配置卻被扭曲了。

　　其次，要清醒認識：不管是英美的市場經濟、北歐的社會市場經濟，還是我們現(xiàn)在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甚至是過去曾經的計劃經濟，一個經濟社會如果前幾年是過度需求、過度投資，以后幾年的經濟運行就難以支撐下去，就要進行調整，這是由歷史反復證明的必然事件。對此，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叫經濟周期，要市場出清，出清是通過危機來解決的。我們過去的計劃經濟是通過“調整”、“關停并轉”來解決的?，F(xiàn)在有特色的市場經濟，不管是叫關停并轉、市場出清、還是叫存量調整，都是一個意思，當經濟增速放慢后，要有市場的優(yōu)勝劣汰機制來加以調整，不能再讓有些低效的經濟主體繼續(xù)占有社會有限的經濟資源，包括資金資源了。說穿了，市場要倒閉、破產一些企業(yè)。不倒閉破產一些企業(yè)，經濟沒法轉型，改革也無法深入。我們現(xiàn)在正處于這個轉折時期的關鍵時刻。
 

　　再次，怎么市場出清？

　　*9，要有底線思維，要守住不發(fā)生系統(tǒng)性風險的底線。這是一個國家保持穩(wěn)定的基礎。這一點，其實連每天向全世界兜售市場主義的美國，當發(fā)生“百年一遇”大危機時，也是不顧他人反對，大發(fā)貨幣，先穩(wěn)住金融大局。今天，我們已看到我國經濟客觀上已存在一定的潛在風險，對此，調控與改革要兼顧、要慎重。只有市場出清，才能糾正扭曲的資金配置，才能讓市場機制真正起決定性作用。但是，目前又不敢完全的市場出清，因為要防止震動過大，防止自動引發(fā)不可駕馭的系統(tǒng)性風險的暴發(fā)。那怎么辦？我認為在國民經濟各領域中，金融業(yè)一是負債面廣、涉及各個產業(yè)方方面面；二是風險傳導快，在一個小時、甚至一分鐘內，一個金融企業(yè)的風險可以瞬間傳到全國金融同業(yè)市場。相對而言，一個實體企業(yè)的風險，負債面窄、傳導慢。相對于銀行，對單一企業(yè)的貸款在金融審慎監(jiān)管中，是被限制在銀行資本的一定的較小比例內，即一些實體企業(yè)的風險是相對可控的。因此，如果要市場出清，相比金融企業(yè)，對實體企業(yè)的動作可以大些，可以先著手。

　　第二，要有適當?shù)木彵?。要堅守不發(fā)生系統(tǒng)性風險的底線，確實要把握好穩(wěn)經濟、促改革和防風險三者的關系。要以改革的原則來確定風險的防范和化解，通過風險化解和防范確保經濟的基本穩(wěn)定。因此，可以采取新舊劃斷、逐步推進等策略。例如，對已形成的巨大的地方債務風險，一定要向市場明確講清楚具體處置的方針與原則，講清楚債務最后損失的處理原則(中央財政兜底或其他辦法)，而且還應講清楚是“新舊劃斷、隔離存量”原則。這樣，整個市場就能由“利空”迅速轉為“利好”，并通過進一步改革地方融資制度，徹底讓市場明了，今后無償債能力的地方政府是難以在市場借到錢，整個社會借債需求會相應減少。低成本的資金需求往往意味是有效益的地方項目，高成本的資金需求往往意味是風險大的，也不易融到資。真正讓市場出現(xiàn)資產高、低不同風險的分類趨勢，實現(xiàn)資金的市場配置。只有“新舊劃斷，隔離存量”，才能既堅持改革導向，又不引爆系統(tǒng)性風險。

　　第三，在堅持底線思維，采取適當?shù)木彵嫼?，要及時發(fā)出明確的信號，堅決防范全社會(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和老百姓)的“道德風險”，重新確立嚴明的市場紀律和依法治國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進改革，才能使已經出臺的或即將出臺的改革措施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不使改革流于形式，不使出現(xiàn)“法不治眾”的被動局面(例如，目前各地政府紛紛作出的擔保，其實早在“1995年的國家擔保法”中已被視為違法的)。至于具體信號怎么發(fā)出，要有藝術。同時要加大宣傳力度。既要防止多米諾骨牌效應，又能讓市場拒絕有風險理財產品的出現(xiàn)。

　　第四，與此同時，必須按中央部署，加快推出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只有通過統(tǒng)籌協(xié)調相關方面改革，處理好過去幾年遺留下來的問題，在穩(wěn)住經濟、穩(wěn)住社會的大前提下，整個的改革才能真正加快。而進一步的改革措施，強調讓市場機制起決定性作用，就是為了構筑防范過去問題重犯的制度基礎，確保今后中國經濟的健康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