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經濟學思想的重心一直處于馬塞諸塞州劍橋鎮(zhèn)上一條兩英里長的線上，它的兩端分別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然而，在相當遙遠的西部，一個競爭者正在浮現(xiàn)。
　　最近幾年，斯坦福大學把一批經濟學家吸引到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市，加盟該校全明星陣容的經濟系。同時，他們還挫敗了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挖走斯坦福經濟學家的企圖。
　　*7加入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就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爾文·E·羅斯(Alvin E. Roth)教授，他此前執(zhí)教于哈佛大學。不過，頂尖青年經濟學家的變化可能更引人關注。2000年以來，共有11人得過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授予40歲以下最杰出的美國經濟學家），其中4人現(xiàn)在斯坦福大學，數(shù)量超過任何一所大學。其中兩人是在過去幾個月加入的：一位是哈佛大學不平等問題的研究者哈吉·柴提（Raj Chetty），另一位是來自芝加哥大學的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
　　成功招募經濟學家只是發(fā)展大計的一部分，眼下斯坦福大學正狠下賭注，全力將自己打造成美國*4的大學。吸引力正預示著它作為美國頭號大國的地位，它的本科錄取率為全美國最低，募資能力緊隨哈佛大學在美國排第二，況且它周邊還有一批全世界*2活力的企業(yè)。斯坦福對抗東部大學的故事，與其他行業(yè)的情況如出一轍：不管是酒店業(yè)，還是汽車制造業(yè)，這些行業(yè)的老牌企業(yè)正面臨著硅谷資本與創(chuàng)業(yè)者的挑戰(zhàn)。
　　這也反映了經濟學研究正在經歷的大轉型：最前沿研究越來越少依賴于個別腦力超群學者發(fā)展的數(shù)學模型，而更多取決于從不斷增長的數(shù)據(jù)中挖掘真知灼見的能力。這種轉變，為研究從社會收入差距到產業(yè)組織形式的一系列問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一個正在塑造世界未來的地方，誰不愿意去呢？”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家泰勒·考文(Tyler Cowen)反問道。考文是《紐約時報》的撰稿人，他經常在博客中討論經濟學發(fā)展的大趨勢。在他眼里，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有那么一股活躍的勁兒，這在波士頓和劍橋鎮(zhèn)很難接觸到。”
　　在經濟學界，斯坦福通常排在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的后面。《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7的排名，基于2013年對美國研究生院的調查，其中計算了各院系學者論文的引用量，斯坦福大學依然排在后面。不過，現(xiàn)在情況可能發(fā)生了變化。在過去的四年里，斯坦福大學經濟系資深教員人數(shù)增加了25%，有11位學者每年的累積俸祿可達百萬美元，他們要么是從其他頂級院系挖過來的，要么是頂住了這些院系的誘惑留下來的。
　　話又說回來，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聲譽并不取決于現(xiàn)如今聲名顯赫的教授們，而要看他們培養(yǎng)博士生的能力。在未來，關鍵要看他們培養(yǎng)出來的博士，研究承購是否被廣泛引用，思想是否影響到重要的經濟學討論，以及他們能否成為有影響力的政策制定者，不論是為總統(tǒng)提供政策咨詢，還是去領導中央銀行。最近10任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無一例外出自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最近的一次例外是1998年離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珍妮特·L·耶倫，她是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博士。近年對全球經濟政策有重大影響的經濟學博士中間，原美聯(lián)儲主席本·S·伯南克，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即將退休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 布蘭查德和美聯(lián)儲副主席斯坦利·費希爾，均出自麻省理工學院。
　　不出所料，在美國東海岸許多頂尖院系的眼里，劍橋在知識界的王者地位不容撼動。“斯坦福大學對我們哈佛的教員這么感興趣，這證明了我們的強大，”新任哈佛大學經濟系主任戴維·萊布森(David Laibson)說。“我們擁有許多世界上最令人敬仰和*2創(chuàng)新力的學者教授，所以很容易被盯上，斯坦福當然也想得到他們。”萊布森接著說，經濟系與哈佛其他院系之間有許多合作研究，加之麻省理工學院和美國經濟研究局就在附近，所以經濟學思想在這一帶高度集中。他還透露，哈佛大學經濟系最近也在大舉招賢納士。
　　不過，斯坦福在近年來人才招募方面的成功，展現(xiàn)了經濟學界正在經歷的另一場轉變。新招募的教員，不管你從事哪方面的研究，都能看出經濟學勢頭從理論模型向“實證微觀經濟學”（empirical microeconomics）的轉變，后者是用來分析現(xiàn)實世界如何運轉的，它通常需要許多復雜實驗或規(guī)模龐大的數(shù)據(jù)。這種工作還需要許多研究助理，進行與社會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用到的高級計算是上一代人無法想象的。
　　這種趨勢在一流大學的經濟系隨處可見。即使在那些實力雄厚的傳統(tǒng)經濟系，也有許多學者在做實證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比如麻省理工學院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關于如何檢驗對抗全球貧困方法的研究，還有哈佛大學的羅蘭·G·傅步蘭(Roland G. Fryer Jr.)對種族不平等根源的研究。不過，最近簽約斯坦福大學的學者們稱，該校尤其適合開展這類研究，因為這里有寬敞的實驗空間、充足的經費支持和唾手可得的工科人才。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時候過得不賴，但到了斯坦福發(fā)現(xiàn)一種令人興奮的感覺，這里確實營造出了一些東西。”根茨科先生說，“實際上，作為一所大學，斯坦福目前正處于非常有利的位置，而且坐擁許多優(yōu)質資源。看上去，斯坦福似乎非常有心將這些資源用于經濟學的前沿研究。”
　　據(jù)最近加盟的學者們透露，跟上一份工作相比，他們的薪酬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有些情況下科研預算更寬裕了。斯坦福大學教務長約翰·W·艾克曼迪(John W. Etchemendy)承認，師資招募從該校院系合作的機制中受益良多，因為到了斯坦福，經濟學家可以與計算機系、統(tǒng)計系的學者們共享資源，交流思想。
　　2012年從哈佛大學跳槽到斯坦福經濟系的羅斯，提到了他在腎臟移植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致力于建立一個“腎臟捐贈匹配系統(tǒng)”，幫助那些因血型、抗原或抗體不匹配而無法給親友捐獻腎臟的人之間形成匹配?，F(xiàn)如今，他正在與醫(yī)學院、工程學院的同事們展開合作。“這樣的系統(tǒng)在計算上是非常復雜的，”羅斯說。
　　大約在同一時間，柴提在收集和分析較為困難的大型研究集合中，看到了專注于大數(shù)據(jù)對研究帶來的益處。例如，他的研究檢驗了幼兒教師的優(yōu)劣在多大程度上對一個人一生的生活和收入產生持續(xù)的影響。“舊金山灣區(qū)(the Bay Area)的吸引力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在數(shù)據(jù)、方法和機器學習方面擁有一些令人興奮的機會。”他說。事實上，這類研究需要的實驗室設備與硬科學的要求極為接近，而斯坦福就是利用了這些機會。
　　目前上不清晰，明星經濟學家扎堆斯坦福，會否像其他頂級大學那樣，形成一個邏輯一致的“斯坦福經濟學派”。
　　以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為代表的芝加哥經濟學派，是新古典思想中的翹楚，他們強調市場的效率和政府干預的風險。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始終秉承凱恩斯傳統(tǒng)，培養(yǎng)了多位高級別的經濟政策制定者，他們曾在過去幾年[*{c}*]世界經濟安然度過危機。
　　“不存在什么斯坦福學派，”斯坦福大學經濟系主任B·道格拉斯·博爾漢姆(B. Douglas Bernheim)說，“斯坦福并不是一個講究學說的地方，因為學說通常會做簡化，而我們越來越清晰的意識到，我們所要嘗試解決的社會問題是極為錯綜復雜的。在斯坦福，我們的基本共識是，研究人員必須對各種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保持開放，但在自己的研究中必須嚴格、徹底和謹慎地采用*6標準。”
　　換句話來說，真正重要的是學者們得出結論的過程，而不是得出了什么具體結論。
　　“我認為這是經濟學的巨大進步，”柴提教授說，“斯坦福正在成為與哈佛經濟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相媲美的頂級經濟系，這表明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正在變得更加深入。這對全世界的大學來說，都是天大的好事，我不認為這是一場零和游戲。”
　　在最近的教員招募中，一件神秘武器從天降到斯坦福大學。“今年，連天氣都很給力，”博爾漢姆補充說，“過去的這個冬天，波士頓地區(qū)九英尺的厚雪，為我們幫了大忙（他把那里的教授們趕到了我們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