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索羅斯本名杰爾吉·施瓦茨，匈牙利出生的美籍猶太裔商人，著名的貨幣投機家、股票投資者、慈善家和政治行動主義分子，歷任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和開放社會研究所主席，曾任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
　　在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中，索羅斯曾扮演重要角色;在美國，他曾經(jīng)募集大量資金，試圖阻止喬治·布什連任。
　　2011年7月27日，索羅斯宣布，結束長達40年的對沖基金經(jīng)理職業(yè)生涯。
　　哲學起家
　　當時倫敦還沒有從二戰(zhàn)的創(chuàng)傷中復原，工黨政府以新的福利國家重塑英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加快了歐洲的重建。
　　1949年，喬治·索羅斯前往英國，就讀于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在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索羅斯最受啟發(fā)的是奧地利哲學家卡爾·波普爾，他認為人類無法知道真理，能做的最多就是通過不斷地實驗和錯誤來摸索、接近真理，這一觀點對索羅斯有明顯的吸引力，因為這暗示著所有的政治教條觀點都是有缺陷的。
　　波普爾的杰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讓索羅斯確立了自己的畢生夢想，即獻身于哲學。同時，哲學思想也給索羅斯指引了一條看待金融問題的獨特思維方式，他將自己創(chuàng)立的慈善機構命名為開放社會研究所。
　　從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畢業(yè)后，索羅斯于1956年前往紐約，目的只不過是在華爾街掙夠作為一名哲學家所必需的費用，但他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非常擅長投資。到1967年，他已經(jīng)成為著名華爾街經(jīng)紀公司阿諾德-布萊施洛德的研究組組長，這是一家專攻歐洲股市的公司。
　　在認識了對沖基金鼻祖阿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公司的部門管理人員后，索羅斯于1969年推出自己400萬美元的多空選股基金，即雙鷹基金，掛靠在布萊施洛德公司名下。
　　當時，索羅斯已經(jīng)融合了波普爾的思想及自己的金融知識，形成了所謂的“反饋”理論。正如波普爾所指出的，上市公司的詳細情況太復雜，非人力所能及，因此投資者更依賴于接近現(xiàn)實的猜測和捷徑。
　　但是，索羅斯意識到，這些捷徑也能改變現(xiàn)實，因為看漲的猜測將推動股價上升，從而使公司以低成本籌集資金、提高績效。
　　由于這種循環(huán)，確定性更加不可能，因為人們無法明確地感知現(xiàn)實，但最重要的是，現(xiàn)實本身也受不明確看法的影響，而這些看法本身還在不斷變化。索羅斯得出了與有效市場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于波普爾的信徒來說，有效市場理論忽略了人類認知的最基本局限。
　　索羅斯的哲學思想影響了其投資方式，例如在1970年的投資筆記中，索羅斯曾以明顯的反饋術語來解釋房地產(chǎn)投資信托基金的運作：“證券分析的傳統(tǒng)方法是設法預測未來的收入，但就投資信托基金來說，未來的收入取決于投資者對他們本身的預期。如果投資者看好，他們將支付溢價給成功的信托基金股份，并注入低成本的資金。低成本資金會增加收入，這反過來又加大了成功的可能，從而說服其他投資者支付更高的溢價投資這個信托基金。”
　　索羅斯堅持認為，成功投資的訣竅就是不注重收入的預期，也不注重改變投資者預期的心理，而是注重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預測其中一個會帶動另一個，直到信托基金被徹底高估，崩潰將不可避免。事實證明，房地產(chǎn)投資信托基金遵循了索羅斯預期的從繁榮到蕭條衰敗的過程，他的基金在房地產(chǎn)投資信托基金繁榮時賺了大錢，而另一只則在其崩潰時賺了錢。
　　頓悟
　　1973年，索羅斯成立自己的公司，并有了自己的分析師吉姆·羅杰斯，他繼續(xù)尋找可能逆轉的不穩(wěn)定均衡。例如，他看到放松金融管制正在改變銀行業(yè)的游戲規(guī)則，并從銀行股上賺了一大筆;他發(fā)現(xiàn)1973年的中東戰(zhàn)爭改變了國防業(yè)，預測五角大樓將很快說服國會追加投資，于是他大量投資國防類股票。
　　當索羅斯意識到游戲規(guī)則改變時，他會大膽買入。在認為軍事開支將上升后，他成為國防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5的外部股東。而且，他愿意在確定其觀點正確之前就孤注一擲，因為他相信完美的認知是不可能的，所以沒有必要追究細節(jié)，例如他曾經(jīng)因為看到英國政府援助勞斯萊斯的計劃，就大膽買入英國政府債券。索羅斯的座右銘是：“先投資，后調(diào)查。”
　　索羅斯的對沖基金1978年更名為量子基金，截至1981年初已積累了38100萬美元的資產(chǎn)，幾乎是其初始資本的100倍，他本人也積累了價值1億美元的個人財富。
　　但是，索羅斯并不快樂。一個投資者如果要成功，就需要關注市場，這種關注可能很強烈。如果索羅斯認為市場隨時可能對自己不利，他會順應自己的生理信號，賣出所持有的股票。投資活動消耗了索羅斯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他認為自己是一個為了勝利而犧牲了一切個人生活的拳擊手，他把自己比作一個體內(nèi)寄生著無情膨脹基金的病人。
　　在接連成功之時，索羅斯開始重新思考生活的重心。1980年，他解聘了脾氣暴躁的吉姆·羅杰斯，他認為吉姆并沒有幫自己分擔工作，這讓索羅斯感到失望，他開始尋找可以委以重任的新合作伙伴。由于分心經(jīng)營，他的投資業(yè)績劇烈下滑。
　　1980年量子基金的回報率超過100%，次年卻虧損23%，這是其首次虧損。由此索羅斯遭遇擠兌潮，他管理的資本由4億美元減為2億美元。1981年9月，索羅斯把剩下的資金委托給其他投資者，他退出投資市場開始休假。
　　當索羅斯于1984年回歸時，他找到了一種平衡。在此之前，他一直偏執(zhí)，如果他不再偏執(zhí)，業(yè)績就將受到影響。但在他遭遇中年危機的那段時間里，心理學家?guī)退麛[脫了一些心魔。他承認他的成功，并允許自己放松，他知道這樣做可能是殺雞取卵，更知道不這樣做即使成功了也毫無意義。他放棄了以前那種憑借本能來運作基金的方式，他將這種改變比作一次痛苦的手術。索羅斯回憶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糾纏我的心魔一經(jīng)自我剖析就煙消云散了。”
　　從1985年8月起，索羅斯一直堅持做投資筆記，希望這種做法可以提高判斷力，由此而產(chǎn)生的“實時實驗”密集、重復，而且充滿了對始終未實現(xiàn)情況的深刻反思，這也是一個對工作中的投機者的真實寫照。
　　做空美元
　　索羅斯將對美元的賭注稱之為“生命中的巨大成功”。
　　索羅斯已不再推崇華爾街流行的選股方法，對反饋循環(huán)的專注使其廣泛地思考各種機會。索羅斯不再冀望于了解幾只股票的全部情況，只希望預測到一些小的變動，對很多事情都知道些皮毛，這樣就可以在大變動發(fā)生時抓住機會。
　　20世紀8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的浮動匯率為索羅斯提供了機會。當時的觀點是，美元的價值是基于交易者的看法，而索羅斯相信這些看法是有缺陷的;此外，由于這些看法可能隨時逆轉，美元價值將急劇變動。
　　這并非貨幣市場的傳統(tǒng)觀點。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經(jīng)濟學家都認為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一樣會趨于有效率的均衡。如果美元被高估，美國的出口將受到影響，而進口將會增加，對美元的需求減少會降低美元的價值，減小貿(mào)易赤字，直到系統(tǒng)達到平衡。而且，在傳統(tǒng)的觀念里，投機者不能破壞這一進程，如果他們準確預期了匯率的未來走向，只是在加速到達均衡點;如果他們判斷錯誤，到達均衡點的過程會減緩，但是這種減緩不會持續(xù)，因為投機者會虧錢。
　　索羅斯認識到，均衡理論無法解釋實際中的貨幣變動。例如，1982-1985年間，美國貿(mào)易赤字持續(xù)增長，這意味著對美元的需求疲軟，但此期間美元卻在升值，其原因是投機性資本流入推動了美元上升，而這些投機資本的流動往往是自我強化：當熱錢流入美國，美元升值，而美元的升值又吸引了更多的投機者，使匯率更加遠離均衡點。
　　如果投機者是決定匯率水平的真正力量，那就意味著貨幣永遠會表現(xiàn)出先繁榮后蕭條的過程。在這一過程的*9階段，投機者會形成一種普遍的偏見，而且這種偏見會自我強化，推動匯率一步步遠離貿(mào)易均衡所需的水平。
　　匯率偏離得越遠，就有越多的投機者覺得自己沒錯，而貿(mào)易就會更加不平衡。最終，巨大的貿(mào)易不平衡壓力將壓倒投機者的偏見，情況將發(fā)生逆轉，投機者會來個180度的大轉彎，然后相反方向的新趨勢會顯現(xiàn)。
　　1985年夏天，索羅斯的問題是如何判斷美元反轉的時間。8月16日，他懷疑這個時刻馬上就要到了。里根總統(tǒng)在第二任期開始時重組了管理隊伍，而新團隊似乎決心令美元貶值以減少美國的貿(mào)易赤字。從相關度來說，根據(jù)基本面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利率下降使持有美元的投機者無利可圖。如果政治措施和低利率共同作用，哪怕使一部分投機者放棄美元，貨幣升值的趨勢也可能突然逆轉。在第二個階段，所有想要持有美元的投機者都已經(jīng)持有了，市場幾乎已經(jīng)沒有了買家，所以只需要幾個賣家，就可以使市場逆轉。
　　索羅斯為這個逆轉是否即將到來大費周章。如果美國經(jīng)濟增長加速，利率上升，美元反轉的可能性會減小。另一方面，如果銀行開始收縮信貸，抵押品價值下降及減少信貸的信息反饋回來，銀行領域出現(xiàn)的問題就會減緩經(jīng)濟增長并推動利率大幅下降。反饋理論讓索羅斯認為自我強化的金融混亂風險特別嚴重，所以他傾向于賭美元貶值;另外，某些技術指標也指向這個結論。在綜合考慮了經(jīng)濟學的準科學、反饋的準哲學以及圖表的準心理學論斷后，索羅斯決定做空美元。
　　盡管心有疑慮，索羅斯還是果斷建倉。截至8月16日，量子基金有價值7.2億美元的相對貶值貨幣，包括日元、德國馬克和英鎊，共耗費了7300萬美元的保證金，該持倉量超過基金的所有股權資本，風險驚人，此時索羅斯已經(jīng)基本上拋棄了對沖基金真正功能為套期保值的觀點。
　　三周后的9月9日，美元因為一系列樂觀經(jīng)濟指標而升值，量子基金損失2000萬美元。索羅斯繼續(xù)將重點放在薄弱的銀行系統(tǒng)，技術分析暗示美元匯率的拐點即將到來：德國馬克似乎遵循著某種模式，暗示它即將大幅升值。然后，索羅斯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分析，認為即使經(jīng)濟形勢好于預期，利率也可能會維持在低水平，因為美聯(lián)儲肩負著銀行監(jiān)管的責任，不愿意提高利率，搖擺不定的放款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資本成本的提高。此外，里根政府決心嚴格控制財政赤字，緩解通貨膨脹壓力。權衡利弊之后，索羅斯決定堅守，不過如果市場更加不利，他將放棄一半。
　　索羅斯的投資決策往往是險中取勝。事實是，市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所以大多數(shù)信息已經(jīng)反映在價格中，投機的藝術就是看到其他人忽略的一個點，然后利用那點小小的優(yōu)勢大量交易。索羅斯往往尋找證據(jù)，形成論點，然后卻搖擺不定，午餐時客人隨口說的一句話可能對他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可能猛的從座位上站起來，讓交易員改變投資方向。索羅斯堅持做空美元的決定就是生死攸關的情況之一。如果剛開始虧損后稍一猶豫，他的人生就將改寫。
　　索羅斯沒有猶豫。1985年9月22日，美國財長詹姆斯·貝克和法國、西德、日本以及英國的財長共同承諾協(xié)調(diào)干預貨幣市場，促使美元下跌。“廣場協(xié)議”的消息使索羅斯一夜之間獲取了3000萬美元的利潤。第二天，日元對美元上漲超過7%，是歷史上的單日*5漲幅。
　　索羅斯的成功有幸運的成分。他預想到里根政府希望美元下跌，但他不知道當局如何操作，也不能預知廣場上的會議。然而，在“廣場會議”之后發(fā)生的事情卻和運氣一點關系都沒有，只是讓索羅斯成為一個傳奇。索羅斯沒有將他在做空美元上的利潤兌現(xiàn)然后吃老本，而是更多地買入。美元的反轉終于到來，他所深諳的反饋循環(huán)都暗示美元最初的下降僅僅是一個開始。
　　“廣場會議”是在紐約時間的星期日結束，亞洲已經(jīng)是星期一上午。索羅斯立即指示經(jīng)紀人買入更多日元，他認為世界上幾個發(fā)達國家的政府都透露了美元貶值的意向，“廣場協(xié)議”已經(jīng)發(fā)出了信號，那他為什么不能大量買入日元?接下來的幾天，索羅斯繼續(xù)買進。
　　到了9月27日，索羅斯共持有價值2.09億美元的日元和德國馬克，另外還有1.07億美元的美元空頭，其風險在于“廣場協(xié)議”中沒有關于如何采取行動的任何細節(jié)，而且其效力還要取決于各國政府是否遵守承諾采取具體措施。不過，索羅斯在華盛頓、東京和歐洲的政治關系網(wǎng)比其他任何紐約的基金經(jīng)理都大，而他的網(wǎng)內(nèi)人士勸他相信“廣場協(xié)議”是真的。到12月初，他又買入了價值5億美元的日元和德國馬克，同時增加了近3億美元的美元空頭。
　　1985年12月，索羅斯完成了實戰(zhàn)的*9階段，該階段是從美元即將貶值的假設開始，到最終這個理論確認的時期。他不停地猜測銀行體系會崩潰，結果證明這只是個障眼法而已。他承認：“我的預測的突出特點是，我一直在期待著沒有實現(xiàn)的事態(tài)進展。”
　　但是，與所取得的決定性成功相比，這個預測錯誤不值一提。索羅斯知道，美元走高的*9決定因素是人們對美元的走勢捉摸不定，這種突然逆轉一觸即發(fā)。因為他清楚美元系統(tǒng)的不穩(wěn)定，所以他比其他人更快地明白“廣場協(xié)議”的意義。“廣場協(xié)議”就是觸發(fā)劑，不管新政策的具體內(nèi)容是什么都無所謂。新政策的突然推動引發(fā)了一個新的趨勢，這個趨勢現(xiàn)在可以依靠自身發(fā)展而延續(xù)下去。
　　根據(jù)“廣場協(xié)議”進行的交易所帶來投資回報是驚人的。從8月開始后的4個月里，索羅斯的基金價值增長了35%，產(chǎn)生了2.3億美元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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